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量子计算技术产业愈发成为未来科技高地竞争的关键变量，但其创新发展路径与进路模式尚待探析。本文通过专利量化与质性分析结合法，解析了中美量子计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特征，并从创新策源视角对比分析了中美在政府政策、产业创新主体及要素机制方面的主要经验做法，以此凝练得到发展进路模式。研究发现：美国量子计算呈现以头部科技企业为创新策源的产业发展进路模式，具体为“政府引导支持—头部科技企业主导的创新联盟—基于既有平台优势培育产业生态”。中国量子计算以头部高校~/科研院所为创新策源的产业发展进路模式，具体为“政府战略牵引—高校~/科研院所主导的创新协同—初创企业为成果转化载体—央企应用示范与场景创新”。由此提出我国量子计算技术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镜鉴启示。
我国正处于开源人工智能各方博弈和外部条件快速变化的窗口期，如何通过理性的监管方案设计准确把握，将直接决定中国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实现在全球AI竞争中的战略突围。本文基于多元主义利益集团和“间断—均衡”等理论，设立了一个开源AI监管方案的钟摆模型，以回答不同条件下所采取的应然政策。对欧美监管方案进行诊断发现：美国的监管实践与钟摆模型结果高度吻合，由此实现了多元博弈下的平衡；欧盟的监管实践显著偏离模型结果，而错失了突围的黄金窗口，并陷入“监管越严、差距越大”的困境。我国监管方案应符合防控风险的激励走向，体现“激励主导，风险可控”的特征。基于此，建议应先以统筹化思维完善目前的激励政策，并构建多维度、动态化的开源风险预警体系，以及预设前瞻性的类型化框架，为钟摆摆动预留制度空间。
本文将国家创新体系区分为集成式与分布式创新体系，后者具有多主体参与、地方制度试验与多技术路径并行的特征，在原始创新与技术不确定环境下，具有强适应性。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研究基于国内六个地区对比发现，新兴产业崛起源于国家战略引导下的分布式创新实践，强调分布式创新体系有助于实现0—1突破，是集成式创新体系的重要补充。
数字技术创新正驱动产业向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为提高产业链网络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从复杂网络的视角，实证研究数字技术创新对中国城市层面产业链网络地位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中国产业链网络地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需求端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通过“头雁”效应与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双路径提高了产业链网络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城市维度，数字技术创新对普通地级市的影响较强；在行业维度，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创新红利更突出；在创新维度，实用新型专利对产业链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果对于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
全球铟储量过去二十年明显下降，中国在全球铟资源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在逐渐减弱，而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铟需求量却在不断增长。基于国际能源署可持续发展能源转型路径，采用动态物质流分析和情景分析方法，测算12种循环经济政策情景下2020—2050年全球光伏产业原生铟的累计需求量和可供性变化。参考中国地质调查局评估的全球2022年铟矿数据，测算2050年全球光伏产业原生铟的累计需求量和可供性。建议中国：（1）重视铟的战略性矿产属性，对内提高其开发利用效率和资源储备，对外建立其安全合作关系；（2）制定光伏设备循环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措施之间的协同与冲突效应，重点推动生命周期初始阶段易分类、易拆解、易回收的绿色设计与生命周期末端的规范回收与高价值利用的整合；（3）激励中国光伏企业在内销和出口时遵循“延伸生产者责任原则”，依托中国在全球光伏供应链各阶段的市场占比优势，积极引领和推动全球资源循环型光伏产业链的重塑和治理。
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政策为切入点，利用全球142个国家2013—2022年教育发展的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一带一路”教育政策对共建国家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推动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创新水平提高，教育先导效应、科技赋能效应和人才支撑效应是重要的作用机制；影响具有异质性，该政策对于欧洲与亚洲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创新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对非洲与美洲国家的作用相对有限，对制度环境好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产生积极影响，而对小规模人口国家产生更大积极影响。基于此，建议要强化“一带一路”教育政策的战略对接，发挥政策对创新发展的引导支撑作用，助力“一带一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拓展合作区域和加强援助薄弱小国，协同促进共建国家创新发展。
对符合著作权法之作品客观标准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赋予著作权保护具有多方面的正当性，应在作品认定、权利归属、特别规制等多个层面建立区分保护机制。其中，人机协作生成内容具有独创性的可成为作品，使用者在证明其创造性智力贡献基础上取得作者身份，享有著作权；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内容具有独创性的，可作为特殊作品，由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取得仅限于财产权的有限著作权。前述两种作品在发表时应当做出标注，以与普通人类作品相区分。不构成作品的智能生成内容可视为物的孳息，属于服务提供者的数据资产；若这些数据集合系具有经济价值的智力成果，服务提供者可依法取得数据知识产权。相关当事人可对生成内容的权益归属做出约定，但不得违反公平原则。在著作权法修订之前，该区分保护机制的构建与实施，有赖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行政机关做出行政指导以协同推进。
提振农村居民消费是扩内需、稳增长、促循环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素养的提升为激活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构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指标体系，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尤其提升了基础型消费，但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恩格尔系数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当前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消费增量而并非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素养的影响具有“包容性”特征，即数字素养对中低学历、中老年群体及山区、脱贫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素养主要通过增强农户信息获取、提高家庭收入和改善消费观念等途径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重塑与中国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核心创新主体如何引领区域产业创新成为关键议题。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角色—行为—规则”的动态分析框架，以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为典型案例，系统剖析核心创新主体引领区域产业创新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引领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系统性建构，核心创新主体需要通过角色定位的身份转变奠定合法性基础，以资源编排推动行为跃迁，以敏捷治理实现规则塑造，保障生态系统的持续活力。研究结果为理解后发地区产业创新的生成逻辑提供了新的解释和实践启示。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目标。政策文本作为顶层设计的具体体现和落实工具，在指导实践和促进创新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以中央及长三角三省一市发布的高质量发展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主体—政策议题—政策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文本共现网络与PMC指数模型，系统评估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层级特征、议题结构与实施成效。研究表明，中央层面政策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与制度框架，三省一市政策则聚焦具体领域的专项落实，形成了战略部署与专项执行相结合的层级特征。在政策议题方面，形成了一个放射状网络结构，五个关键子议题有效支撑区域发展目标。从政策质量来看，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达到了“可接受”水平。鉴于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示范作用，建议进一步加强政策议题的协调性，优化政策框架，提升政策实施的综合性和针对性，助力实现区域及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
中小企业在科技人才吸纳、技术成果转化乃至区域经济活力激发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科学合理的荣誉激励政策对实现其创新能力的“量质齐升”尤为关键。以中国专利奖这一具象化的政府创新荣誉颁布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选取2008—2022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揭示政府创新荣誉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非对称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荣誉通过促进合作网络重构及降低企业风险偏好显著提升创新数量，且以策略性创新数量为主；但受制于知识网络重构迟滞与融资约束减轻后的资源配置失衡，对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非对称影响效应在高行政级别城市、竞争性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进一步的拓展性讨论揭示，不同效力等级政府创新荣誉存在差异性政策效果，且荣誉激励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和良好的外溢性特征。研究结果为不断完善的政府创新荣誉激励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在全球开源浪潮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开源创新正成为企业构建技术优势与生态主导力的重要战略路径。本文系统研究分析国际企业开源实践的战略逻辑与组织机制，发现其普遍通过设立开源办公室（OSPO）推进治理制度化，围绕技术标准引领、生态协同构建与风险防控形成从战略驱动到价值实现的闭环演进路径。综合国内外多方面调查数据，总结国际典型企业在战略协同、组织治理、生态建设与商业转化等方面的共性特征与实践逻辑，而我国企业虽在开源技术应用与社区参与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在治理体系、人才供给与商业模式等方面仍面临结构性瓶颈。对比中外开源创新驱动机制，总结开源创新实现路径模式，并提出应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激励机制与推动生态协同，以提升我国开源生态的系统性竞争力。
中国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力度持续增强，准确评估政府补贴的环境规制效应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国家税务调查数据库（NTSD），系统考察政府补贴与企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企业碳排放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是补贴影响企业碳排放的重要渠道，补贴显著推动企业固定资产扩张，且固定资产增长率与碳排放之间同样存在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全资国有和财务状况较差的企业中，补贴与碳排放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加显著，减排效应也更为突出；企业管理费用支出弱化了政府补贴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果为评估补贴的政策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如何优化资金监管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以201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银行业联合授信制度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跨境资本流动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银行业联合授信制度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尤其是企业“表外负债”式杠杆操纵。（2）机制分析表明，联合授信制度通过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降低企业财务柔性及降低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多重渠道来降低企业杠杆操纵。（3）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在跨境资本流出、跨境资本激增以及跨境间接资本流动情境下，联合授信制度对杠杆操纵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4）异质性分析表明，联合授信制度对杠杆操纵的抑制效应在低资本市场融资能力、高内部控制质量和无银企关联的企业中，以及行业竞争激烈、低银行竞争和强金融监管环境中更为明显。该成果将为提升银行业联合授信制度对企业部门杠杆操纵的治理功能及防控企业部门杠杆操纵维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利用2010—2024年人工智能领域合著论文和联合授权发明专利构建科研与技术合作网络，借助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对比分析科研与技术合作网络演化机制。研究表明：密度对技术网络演化负向影响大于科研网络，传递三方组对技术网络演化正向影响大于科研网络，网络孤立点对科研网络演化正向影响大于技术网络。行政级别通过吸引伙伴和主动建立关系推动技术网络演化，但在科研网络中，高行政级别节点难以建立新关系。地理邻近对技术网络演化具有正向影响，技术邻近对技术网络演化具有负向影响。文化邻近对技术网络演化正向影响大于科研网络，社会邻近对科研网络演化正向影响大于技术网络。
绿色金融政策已成为链接经济跃升与绿色发展的关键枢纽，而能效信贷政策工具如何引领企业绿色创新亟待深思。以《能效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能效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能效信贷政策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主要是通过提振投资者情绪、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进行实质性减产和推动环境责任履行来实现。此外，这种提升效应对于环保约束力较弱地区企业、重污染企业及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企业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发现，能效信贷政策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而且有助于加速绿色创新成果转化，形成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研究结论拓展了能效信贷政策的绿色创新发展效应研究，为企业有效破解绿色创新困局，进而加快绿色转型步伐提供理论参考。
未来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生产效率之争，更是危机响应速度、冗余资源调度、产业备份能力的复合博弈。当系统复杂性超越治理容量，就会产生复杂风险。复杂风险情境下，关键产业备份不是简单的产业链替代方案，而是国家战略意志的物质化载体和权力投射枢纽。在关键产业备份中，国家安全能力的形塑通过国家动员机制来衡量，具体分解为集中激活机制、纵深穿透机制和动态迭代机制。中国关键产业的备份，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助推构建空间备份梯度分工格局、以数智技术跃迁助推构建技术—备份双向驱动的螺旋共生、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构建中国备份范式的全球接口来实现。
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是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迫切要求，财税政策则是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显著增加，但在增长速度、央地支出结构、多元投入机制、执行主体功能定位等方面仍存在相互关联的深层挑战，这与财税政策在精准性、协同性与有效性上的有待提升密切相关。为此，本文提出一个契合基础研究内在规律、高效引导社会资源与政府投入动态协同的财税政策体系框架：调整央地责权协同，加强财政支出保障；推动预算管理改革，建立充足稳定的支持机制；优化税式支出体系，强化精准有效激励；创新社会动员机制，完善多元投入生态。
在自然保护地内开展科学考察活动有利于摸清保护地内的自然地理环境、动植物本底资源、生物多样性及有关威胁因素，对于自然保护地生态效益评估、野生动植物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编制规划、制定管理措施等具有重要意义。不受限制的科学考察既可能浪费成本，还可能对保护地内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有必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行政监管手段对自然保护地内的科学考察活动加以规范和调整，以避免出现制度异化风险。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对自然保护地内科学考察行政监管路径的规则供给不足，且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和抵触，难以实现对科学考察活动的有效监管。总结现有制度设计和实践经验，针对行政逻辑下行政机关独立审批模式和科学逻辑下“告知—进入”备案模式固有的监管缺陷，应当在构建协同逻辑下引入专家审查委员会参与的二元双阶审批模式，通过行政监管路径的立法完善进一步规范自然保护地内的科学考察活动，调和行政治理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