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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深化粤港澳三地合作,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经济湾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版图上的一大亮点,亟需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雄厚,创新主体高度集聚,产业体系完备,环境开放包容,具备了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的现实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如三地产学研脱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创新型人才不足,金融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力度有待提升。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应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合力打造多主体联动、要素充裕且流动自由、制度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减少三个区域的同质竞争与"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创新活力,协同推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伴随着我国科技管理工作的改革,科技评价作为衡量科技人员创新能力的重要机制,在科技人才的选拔与激励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中,对科技人员评价产生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评价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不准确四个方面。文章从评价目的与手段、评价方式的"主动"与"被动"、评价结果"质"和"量"相结合的方面对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进行再思考,进而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构建和落实分类评价体系,最大限度实现公平;建立"科技身份证"制度;加强过程管理,建立"过程-结果"循环反馈机制。
中美两国都把创新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分别推出国家创新战略、创业美国、中国双创等政策措施。本文尝试将质性数据分析方法引入中美创新政策比较研究,集中分析83份政策文件,通过词频分析和交叉分析,发现中美创新政策的关注点相似度较高,政策的部际分布差异较大,激励创新的方式存在细微差别。
科技金融研究在近年来逐渐兴起,研究主题涉及多个方面,研究手段日益多样化。首先对现有科技金融概念进行继承,包括科技金融的综合性、内生性、动态性、创新性和社会性。其次初步构建科技金融理论体系。科技金融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多样性与多维性。科技金融演化机制表明:科技金融服务对象和服务过程具有阶段性,自我发展具有权变性。科技金融的本质既是经济金融和科学技术的融合过程,更是创新型经济的高级形态。科技金融的功能包括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处理和监督管理等。最后,对科技金融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进行初步研究:科技金融是创新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方法论包括抽象力和溯因法;发展目标是不断开拓新时代创新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
本文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营的外资银行效率水平进行估算,并实证分析制度距离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商业银行容易受到国家宏观制度环境的深度影响,其国际化中面临的国别风险具有较强的复杂性。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系统分析国别风险及其对银行海外经营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关于国别风险对商业银行影响的研究中,国别风险的概念往往局限于海外信用风险等单一风险,且实证研究少。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外资银行为研究样本,利用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来测量国别风险,并分析其对外资银行效率水平的影响。此外,本研究的创新点还在于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营的所有外资银行按母国来源地划分为来自发达经济体和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外资银行,并对其进行对比。
政策性金融扶贫项目是我国金融事业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惠民举措,本文重点探讨了其对于改进农村贫困居民收入的效果。利用江西省四市、12个贫困县、295个贫困村的4486户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调查样本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政策性金融扶贫项目不仅有利于增加贫困户的可支配收入,而且有利于改进贫困户的收入结构、缩小城乡收入结构差异;政策性金融扶贫项目可能存在瞄准偏差,其对于改进某些特殊类型贫困群体收入存在低效的可能。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本文给出了改进政策性金融扶贫项目效果和提高扶贫精准度的建议。
精准扶贫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而扶贫效率是检验扶贫手段是否成功的重要保证。基于此本文研究旅游扶贫效率及其空间分异规律,从而检验旅游精准扶贫效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本文选取湖北大别山区16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DEA模型、使用Arc GIS软件对扶贫效率评价及空间分异规律进行研究。根据研究数据将湖北大别山16个县市区分为4种类型,并针对每种类型的不同特点提出了旅游扶贫模式建议。
区域政策作为国家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其空间属性包括空间中性和空间干预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空间中性不直接考虑空间因素而强调经济集聚效益,空间干预政策直接针对特定地区以改善地区福利水平。本文认为,区域政策的两种发展思路并不矛盾,单一的区域政策思路并不能有效解决区域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兼顾空间中性政策和空间干预政策,符合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逻辑。新时期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促进区域经济优化升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推动区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因此,需要积极重构区域政策的实施方向:逐步完善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适度平衡人口和经济总量的空间密度,突出区域政策的差异化和精准性。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具有次区域特点的省际毗邻区,成为提高区域合作发展效率的"洼地"。通过文献梳理,本文界定了省际次区域及次区域合作的内涵并提出了理论假设,以7个典型的中部省际次区域为例,运用2个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省际次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假设检验了省际次区域合作的演化机理。研究发现:(1)省际次区域合作机制之间互动程度不足,存在一定脱节和"真空地带";(2)省际次区域合作受空间结构、治理模式影响显著,边界效应主要为"屏蔽效应";(3)空间规模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制于"空间交叉结点""中介效应"的强弱;(4)产业异质性与省际次区域合作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5)合作框架协议尚不能有效推进"省际次区域合作区"升级,边界重构效应不显著,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其政策有效性。
企业集团内部协同创新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对其前置因素的探索仍有未尽之处。本文从母公司控制方式入手,考察母公司文化控制、母子公司和子子公司研发协同对子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母公司文化控制促进了包括母子公司、子子公司研发协同在内的公司间研发协同;(2)研发协同提升了子公司创新绩效;(3)研发协同在母公司文化控制与子公司创新绩效间起中介作用;(4)母公司文化控制通过研发协同对子公司创新绩效产生的促进作用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而增强。上述结论揭示了母公司文化控制在研发管理中的卓越作用,为集团"软控制"效果提供了证据支持。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灵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全过程中。企业文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从多元资本共生的视角,分析了企业文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以及利益相关者认知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并用我国沪深上市的500强的部分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企业文化对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2)利益相关者认知在企业文化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关联交易由于其双刃剑效应饱受争议,本文以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关联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显著增加了其股价崩盘风险,其中流出型关联交易的"掏空"作用会加剧其股价崩盘风险。稳定型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作用能够抑制管理层的"掏空"动机,显著降低关联交易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究其原因在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和监管处罚力度较轻,本文对相关制度的修订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参考建议。
用户规模和配套设施构成了电动汽车使用的网络基础,如何发挥网络效应对于电动汽车市场推广和产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影响电动汽车购买意愿的理论机制分析,选择离散选择实验方法对用户购买电动汽车考虑的主要因素展开调研,通过数据收集和处理,利用混合Logit模型对电动汽车产业的网络效应加以识别,并根据个体属性、用车习惯、消费者感知和环保意愿对总体样本加以分组,考察了网络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周围亲朋使用比例和配套设施建设能够增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意愿,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都十分显著;不同类型消费者的购车决策存在着一定差异,对于有车一族和家庭年收入较高人群,网络效应的作用更为明显,而年行驶里程数和月长途出行次数越多、对电动汽车品牌和优惠政策更了解、以及环保意愿强烈的消费者,其购车决策也越容易受到网络效应的影响。
资本资产定价旨在探讨各种资本的合理价格,即各种资本资产的合理收益率或贴现率,它是各种财务和金融决策的基本依据。由于种种原因,资本资产定价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表现为没有合理而有效的方法或模型可以充分考虑风险确定各种资本资产的贴现率。本文从投融资决策的需要出发,分别对债权、股权和总资本的适用贴现率进行了探讨,推导出逻辑贯通的三种贴现率的封闭解模型。这些模型的推导都有两种方法相互印证,具有过程的严谨性和结论的唯一性,从而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了贴现率确定的难题。
探究在工程项目团队中心理授权对工程项目团队成员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引入组织惯例作为调节变量。采用SPSS18.0和AMOS17.0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心理授权对工程项目团队成员不道德亲组织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组织惯例负向调节心理授权对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正向影响,即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提出工程项目团队管理者对团队成员不道德亲组织行为的权变管理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扰动性事件对经贸活动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本文以2012年中日"钓鱼岛事件"为例,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评估该事件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钓鱼岛事件"对中国经济系统产生了连锁的负面效应,国内总产出、投资、储蓄、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减少。如总产出的损失值约为6380.7405亿元,约占2012年总产值的0.5%。本研究可以与其他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以便更全面地评估类似事件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所得研究结果也可为政府有关部门评估政治争端的影响和制定国际贸易政策,以及企事业单位规划外贸战略时提供实证参考。
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运营商的竞争环境,并对运营商的业务战略与运营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重点以中国三大运营商为例,对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运营商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PEST与SWOT分析,并藉此构建了中国运营商数字化转型的PEST-SWOT模型,提出了中国运营商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选择:(1)强化数据变现方式,实现商业模式转型;(2)加强战略业务转型,促进增长渠道拓新;(3)加强组织单元重塑,实现平台治理优化;(4)强化自主研发能力,引领竞争业态升级。本文既对中国运营商的外部竞争环境进行了分析,亦对中国运营商自身的资源与能力进行了审视,有助于中国运营商构建与融入新的数字经济生态,拓展商业增长模式,进而在新的竞争业态下基于数字化转型与平台治理优化而实现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与现行法规的冲突。本文基于互联网思维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视角,探索互联网时代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法律规制机制的创新:在立法程序上,构建尊重改革者话语权的公开沟通机制;在法律关系处理上,构建鼓励创新的利益均衡机制;在执法上,构建允许试错的宽容规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