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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演变理论为指导,对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内涵和旅游业建设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意义及可能性做了深入剖析,运用多模型对国务院决策目标的实现可能性进行了测算。旅游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略产业,目前我国的旅游业规模也远没有达到支柱性产业的地位。提高城市化,推进工业化,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材料、新能源工业,避免泡沫经济,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在出口受阻、就业压力巨大、碳排放瓶颈制约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把旅游业建设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有着特殊的意义,文件中关于2015年旅游业发展目标是基本可行的,也是完全必要的。要突破旅游业发展瓶颈,加强旅游学基础研究,建设和完善金旅工程,推动"华人游中国"和城里人"上山下乡"活动,坚持政府主导与企业化运作相结合,遵循地域分异规律,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有序推进全国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
基于中国转移支付救助贫困的制度背景,构建了PSM分析模型。运用中国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转移支付保证了贫困家庭的基本生存条件,但转移支付激励减少了贫困家庭的劳动和投资,家庭总收入也相应减少,从而使贫困家庭难以脱贫致富。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以工代赈,加强转移支付在减少贫困中的有效激励。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利用最新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概括和分析全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各项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随迁子女规模庞大、分布高度集中、多属长期流动、他们在接受义务教育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论文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背景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应运而生,以期减缓全球变暖。本文以能源强度为视角分析了1978-2008年中国经济的低碳化演进特征、影响因素,并尝试用能源强度的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预测低碳经济未来发展趋向。基于此,提出降低中国能源强度、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具体建议。
近年来,受物价波动和收入快速增长的影响,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价格和收入调整机制。从各地的做法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机制存在调整手段单一、调整标准不规范、调整参数设置不当等问题。建议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价格挂钩,保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购买力不变;而且还应与收入挂钩,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为此,需要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划分为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部分,食物贫困线随价格调整,非食物线随平均收入水平调整。同时还应建立临时价格补贴制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对促进社会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通过利用动态CGE模型-MCHUGE模型从宏观经济、产业部门及就业三个层面仿真研究科技进步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出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改善国民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技术进步短期内对部分产业有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技术进步促进了国内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有利于产业长期发展;技术进步对不同行业的就业影响各异,但并不会加剧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而是促进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中的流动。
本文以Becker的家庭生产消费模型为基础,通过估计在外饮食消费的参与和支出模型,着重分析了北京城市家庭在外饮食消费决策中的收入与时间效应。结果表明收入与时间成本的上升均会显著增加家庭在外饮食的参与和支出水平,不考虑时间效应的收入效应估计有偏。此外,北京城市家庭在外饮食支出在过去的研究与统计中可能被显著低估。
本文运用1970年到2008年的年度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内外部失衡的因果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显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发现:(1)日本的内部失衡是中国内部失衡的Granger原因,呈现短期替代和长期互补效应;(2)在长期和短期,中美和日美贸易失衡是中国内部失衡的Granger原因,并呈现不同的效应方向。然而,在模型中,日本的内部失衡具有外生性;(3)美国的内部失衡是中美贸易失衡的Granger原因,并伴随着短期正效应和长期负效应,可以推断,美国的内部失衡间接的导致了中国的内部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大国效应。
基于Furman等(2002)的国家创新能力分析框架,本文运用1998-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区域创新能力不仅受R&D活动规模等创新基础条件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区域创新效率影响,创新效率依赖于区域特定的因素,包括产业集群环境、产学研联系的质量、对区外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结果还发现:我国创新能力的地区差距明显且呈扩大化趋势,这是区域间投入规模与创新效率综合作用的结果;创新能力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着地区经济差距。
在对城镇化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灰色关联分析基础上,从经济系统的视角构建了中国城镇化驱动机制的理论模型,建立了省区城镇化核心驱动力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协调;服务业的驱动作用已超过第二产业,但工业仍是中西部省区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乡村工业化短期内对城镇化有延滞作用,但对城镇化的平稳推进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具有长期效应;笔者更倾向于用内生的观点看待中国城镇化。文章建立了基于驱动力演变的城镇化四阶段模型,并提出应以科学的区域定位为基础培育区域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
产业集成创新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产业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能够以动力或阻力的形式作用于产业集成创新全过程。借鉴场的思想,引入知识流、知识能和场力等概念,分析产业集成创新的微观过程,构建基于知识场的产业集成创新作用力模型,提出产业集成创新演化路径及路径优化模型,为产业创新发展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在"十二五"规划中,软实力的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本文深入分析国内外"软实力"内涵和衍生概念,深化区域软实力的内涵。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参考统计分析结果等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准确把握大连市"十二五"期间软实力研究的时代背景和研究意义,从八个方面全面分析大连市"软实力"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七项建设工程提升大连市"软实力"水平,进而提升大连市的综合竞争力。
近十年来,在数量不多的探索导致员工反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的西方文献中,其焦点基本锁定在个体差异及其内部心理,却忽略了组织情境层面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对来自厦门、泉州、成都、武汉、北京和深圳的30多家企业的总计356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基础从组织伦理气氛的视角探讨组织文化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作用。回归分析和优势分析的结果表明,自利导向、关怀导向和规则导向的组织伦理气氛对员工的反生产行为的主要维度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
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战略柔性为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构建出市场导向、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并以133家湖南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战略柔性部分中介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正向调节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面向客户需求,以技术标准为创新耦合纽带,由具有显著"交叉网络外部性"的高科技企业形成的基于构件/模块的知识异化、协同配套、共存共生、共同进化的技术创新体系,具有类似自然系统一般生态关系特征,可视为一种"创新生态系统"。将非线性生态动力学、行为生态学等基本研究方法与博弈论、实物期权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高科技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技术标准许可价格结构及非平衡性理论一般性分析框架、要素与思路,通过构建技术标准非线性许可定价方法与模型,动态测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技术标准许可"基本价"以及不同市场竞争结构条件下技术标准许可的非平衡定价市场反应函数与最优定价公式。
信贷活动对于农户的生产发展与消费平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农户却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贷约束。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来自陕西115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检验了收入水平、非农程度、风险规避倾向、社会网络等农户个体特征对农户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和非农程度对农户的两类信贷约束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正规信贷约束受到"关系"的显著影响,但不受农户内在的风险规避倾向的影响;非正规贷款不受"关系"的显著影响,但受到农户内在的风险规避倾向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协同学的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建立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的协调度模型,采用2000-2008年制造业企业科技活动的面板数据,对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协同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2001-2008年,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协同发展的程度并不高。
近年来国外学者分别从公司持有现金的预防性动机和市场时机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司现金持有量与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的、或者负的关联。本文基于中国股市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公司现金持有量并不影响股票横截面收益率。我们认为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在于中国股市的不成熟,股市长期的同涨同跌使得公司面临的总量风险较大,公司出于预防性动机普遍持有大量现金,现金持有量因此不能反映出单个公司面临的风险大小差别。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在非亲缘关系中,尤其是在大尺度社会中的合作现象?经验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对于社会合作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形式化的社会资本变量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新的合作演化模型,并利用"基于主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方法进行计算机模拟,推演社会合作与社会资本互动的演化过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解释大尺度社会下的合作现象。
本文通过对美、日、韩等国科技政策的梳理与分析,从专利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关系。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是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复苏的关键因素,是降低金融风险、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应高度重视并且充分发挥科技政策在推动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作用,确保我国在21世纪新一轮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