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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人类应对灾害的能力正处于历史拐点,大数据驱动"灾害响应2.0"智能时代即将来临。阳江经验是典型代表,对它的研究发现,专用与多用途传感数据初步得到应用,物联网使虚拟网络智慧与现实物理世界执行能力得到结合,它也存在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将人群智慧和机器决策结合起来。政府、实务工作者和民众对大数据灾害治理表现出责任感和积极支持的态度,这是实践中最难能可贵的。
蓝碳的保护对海洋生态保护、海洋防灾减灾等具有重要意义,是海洋碳汇交易、海洋产业生态化建设的前提,也是极具发展潜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蓝碳保护的理论基础源于国际环境法的共同责任原则,民法中的有关物权理论,以及陆海统筹理论。蓝碳保护的制度困境则表现在气候融资机制效能有限,蓝碳资源产权不明晰,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实现不易。因此,需要推动国际环境立法,更多关注蓝碳议题,建立统一碳汇市场,并探索综合性生态补偿机制在蓝碳保护上的运用。
文化产品兼具商品属性和社会意识形态属性,能有效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4—2013年十年间六个文化产品出口领域的面板数据,选取六个文化产品出口大国进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PCA)和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PLS-DA)进行模式识别,找出文化产品出口的典型模式及影响因素。PCA分析显示六国均具有各自的文化产品出口模式,且大体可分为三种模式;PLS-DA对三类模式进行进一步区分,所构建模型的R2X(cum), R2Y(cum)和Q2(cum)值分别为0.995,0.863,0.829,模型稳健性好(R2=0.869,Q2=0.850)。这三类文化产品出口模式分别为以英国、美国、德国为代表的"传承发展模式",以法国、新加坡为代表的"创新发展模式",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工业制造模式"。造成出口模式差异的主要因素为视听与互动媒体、书籍与报刊、表演与庆典等领域。在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进一步调整文化国际贸易的结构,拓宽文化产品类型,理顺国际贸易渠道,从以工业输出为主导的文化出口大国,向以价值输出为核心的文化出口强国转化。
现有研究尚未考察土地市场波动对地方债交易市场风险的影响。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271个城市土地市场和城投债交易数据发现,土地市场向上波动降低城投债风险,向下波动影响不显著,但土地出让面积波动对城投债风险的影响大于土地出让收入和价格波动。因此,应对土地市场进行逆周期管理,并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其次,非限购城市土地市场波动对城投债风险有显著影响,但限购城市不显著。因此,限购政策具有地方债风险稳定器作用。
作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中的重点工作,光伏扶贫项目在过去五年中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光伏扶贫的快速扩散和盲目开发,也导致了诸如过度依赖政策补贴、电网消纳困难、收益分配和管理流程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安徽省阜阳市、山西省左权县的实地调研,厘清了不同地区实施光伏扶贫项目的具体细节,剖析了在项目建设方式、资金来源、贷款情况、补贴发放、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差异,最后从考虑补贴退出、完善招投标和帮扶对象遴选、强化监督和创新项目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为加强后续光伏扶贫项目管理、进一步提高项目可持续性提供实践参考。
本文从空间关联和门槛效应两个视角提出了腐败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影响的相关理论假说,并利用2003—2015年30个省区和2007—2015年217个地市层面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和动态面板门槛方法,对相关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本地腐败问题和邻近地区腐败问题恶化对本地政府环境治理确实存在负面影响。同时,腐败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存在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当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比较低时,腐败对政府环境治理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反之则反是。对于地方政府加强环保腐败治理、推进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优化以及构建更加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研究结论提供了有益参考。
推动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提升,加快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制造中心"跃迁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影响制造业绿色竞争力的复杂多要素为视角,构建涵盖经济驱动、创新产出、能源节控、环境规制和社会保障五个维度的湾区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网络拓扑结构模型,综合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云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进行测度及其时空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的差异因素主要体现在制造业经济驱动领域,经济创收产值、产品市场效益以及利润获取能力等表现出与湾区制造业绿色竞争力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而能源节控与环境规制水平作用效果相对不足,其因素地域差异大、时空配置不均衡,逐渐成为影响湾区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提升的短板因素;②2007—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整体上呈现相对稳定的良性提升趋势,但湾区内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表现出相对显著的"都市梯度"发展和"中流驱动"差异特征,反映出湾区内各地区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积极顺应湾区一体化建设及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趋势,推动生产要素的跨界融合与产业均衡发展是提高湾区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的关键所在;③湾区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具有空间负相关性,位于第一(高-高集聚)和第二象限(低-高集聚)的散点数量要显著多于第四象限(高-低集聚)数量,虽然近年来空间差异度有所降低,但仍具有较大的改进潜力,其热点区域主要包括广州和深圳两个核心地区以及湾区北部地区,而湾区南部局部地区的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相对偏低,需要针对指数短板因素因地制宜地采取改善对策。
金融效率会制约其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点。但现有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产业传导的研究仍存在诸多观点分歧。从金融体系"投入-产出"出发,基于中国2008—2016年分省面板数据,通过对金融技术效率的整体测算和结构分解,在此基础上对其异质性特征与形成传导机制进行相应的统计计量,研究发现:(1)改善金融技术效率的关键在于增强金融体系对金融制度改革与金融技术创新的实际吸收利用能力;(2)提升金融技术利用效率的关键又在于整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包括经济主体多元化、促进产业集聚、加速产业升级、扩大市场开放、鼓励科技创新;(3)金融技术效率改善有助于缓解工业部门的融资约束并提升其投资效率,是推动工业部门降成本、去杠杆、增效率的关键;(4)民营经济发展则对上述机制存在门槛效应,有助于促进金融效率改善到产业效率提升的正反馈循环。综合上述逻辑传导,在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工业部门转型升级的政策实践中,应当以深化改革开放和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核心抓手,依托整体性市场化改革推动金融技术效率尤其是金融技术利用效率的提升;依托金融体系的投入产出效率提升来推动工业部门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被征地家庭是游离于城乡体系外的夹心层和新市民群体,关注征地来龙去脉实质考量城乡关系变迁。国外征地补偿模式基本是市场化交易和法治保障,新时代中国征地补偿模式则是摒弃土地财政,对被征地居民多样补偿以实现家庭生计可持续和城乡融合。评估征地补偿新模式下的家庭生计发现,短期将促进消费,长期会改善就业、创业和收入,通过盘活要素最终实现城乡融合。优化中国征地补偿模式的保障机制可从三方面入手:微观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中观上留足社会组织空间,宏观上改进考核机制并推进城市治理。本文认为,征地本质上将存量资产转为流量收入,会促进资金、劳动力、技术再配置,会盘活城乡要素市场,最终形成城乡良性互动。
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对上市公司的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8—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综合考虑市场化水平、地域文化特征差异等抑制变量对实证结论的影响,研究了公司高管特质、法治环境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本文回归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学术、海外经历与可操纵性盈余呈现负相关,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在控制了公司所在区域的市场化水平时,高管薪酬与可操纵性盈余呈现显著正相关;法治环境与可操纵性盈余呈现显著负相关,法治环境改善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高管异质性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地受到公司外部市场环境的制约。公司所在省份的地域文化特征差异、市场化水平差异,是研究上市公司高管特质、法治环境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关系时不可忽视的关键抑制变量。内生性探讨、交互效应分析、自变量敏感性等后续回归表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敌意收购事件的频发,许多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设置了反收购条款,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PSM-DID的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公司章程中设置反收购条款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设置反收购条款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设置反收购条款显著增加了第二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研发投入无显著影响。因此,在我国大股东控股占主导的背景下,设置反收购条款维护了控股股东利益,使得实际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更强,不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本文的研究为上市公司科学合理地设置反收购条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对监管机构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亦有重要意义。
基于产能过剩和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考察了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能过剩公司的盈余预测准确性更低。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产能过剩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有政商关联的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稳健性部分,检验了产能过剩的作用路径;替换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指标,结论依然稳健。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推动政府化解产能过剩,监管部门加强产能过剩企业的外部治理,分析师警惕产能过剩企业特有的信息风险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理论依据。
本文构建了政策边界、重心和层次三维的科研诚信政策分析框架,对1949-2017年我国国家层面和省域层面的科研诚信全样本量、全时段的科技政策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辨识出相应的核心特征和关键问题,并预判了我国科研诚信政策的逻辑走向,对未来我国科研诚信政策分三个阶段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业生态效率是衡量农业生产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同时考虑共同前沿面和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将农业甲烷排放量和农业一氧化氮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对68个国家1992—2008年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了更全面准确地测算,进一步将我国农业生态效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从我国农业生态效率非效率的来源分析我国农业生态效率提升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1)1992—2008年,我国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并且效率的增长率远远超过各国平均水平。(2)中高收入国家农业生态效率与高等收入国家无显著差异。(3)从国际比较来看,农业劳动者技能低下和土地使用非效率是我国农业生态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通过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农业集约化生产与经营,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农民技能是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的重要途径。
本文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分税制改革系支出分权而非收入分权的本质特征,结合我国各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差异性且均不同于国际居住人口的实际,主张按国际标准实行人均财力均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参照国际分税制及居住人口标准从地方常住人口统计中,剔出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等非真实因素,探求出全能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的人均财力均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智慧评价指数,其改进模型常住人口"标准人"财力分配公式亦可作为均衡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计算方法。
本文以宁夏贺兰山东麓为例,研究葡萄酒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影响因素。主要以游客及行业管理者为访谈对象,结合相关文献及网络资料来源,运用扎根理论与方法,通过开放性编码,得到影响葡萄酒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的七个因素:认知形象、情感形象、感知质量、感知价值、满意度、行为意愿、品牌形象提升;通过主轴编码构建了以上七个因素的基本典范模型,并梳理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该研究有利于探索"旅游+葡萄酒"的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为进一步构建和评价葡萄酒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