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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域与频域视角，深入分析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消费、投资与进出口)的时变性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受不规则事件影响，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变动频繁，对我国消费、投资与进出口产生负向为主的时变冲击。(2)不规则事件在短期对我国消费与进出口产生正负相间的“V”型时变冲击，对我国投资产生正负相间的“凹”型时变冲击。(3)极端事件的相继爆发使得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长期大幅波动，对我国消费产生正向为主的时变冲击，对我国投资产生负向时变冲击，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正负相间的时变冲击。(4)长期内，全球经济下行对我国消费产生最强的正向时变冲击，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下行对我国投资产生较强的负向时变冲击，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正向时变冲击，而全球经济下行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负向时变冲击。
政府资助在构建基础研究多渠道持续稳定投入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种特殊类型，联合基金在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等方面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探索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学界对联合基金引导多元投入内在机理的研究有待深入。从“联合资助项目”到“联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工作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4个阶段，其功能定位、资助方式、制度安排等在各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联合基金引导多元投入的内在逻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合基金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经费来源、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功能扩展；二是联合基金在合作的基本前提、内在动力和平台保障等层面促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多元投入主体的优势互补。联合基金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实现了“应用目标—科学问题—资金投入—科研力量”的高效、精准对接。面向未来，联合基金面临着协调统一管理与个性化需求的挑战、塑造适应其特点的管理制度的挑战、突破投入主体“公”与“私”界限的挑战，仍需进一步改革创新。
在传统碳排放随机前沿(SFA)模型中嵌入回弹效应调整因子，构建基于“一步法”策略的碳回弹效应测算方法，实证考察中国城市碳回弹效应及其驱动因素，并借助核密度估计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碳回弹效应整体处于70%左右的高回弹区间，呈现“东北一家独大、由东至西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经济增长是碳回弹效应的首要驱动因素，碳排放强度约束政策可以抑制碳回弹效应，但政策效果缺乏持续性；不考虑空间条件时，碳回弹效应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考虑空间条件时，碳回弹效应的空间集聚模式存在极化效应，时间因素的加入会弱化空间相关性并强化极化效应。首次对中国城市层面的碳回弹效应及其驱动因素予以经验考察，有助于通过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而推动碳减排的政策有效性，从而为加快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欧元区和17个新兴经济体2006年8月至2020年1月的日度高频数据，在识别欧洲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负利率环境下欧元区货币政策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并比较其与正利率环境下的差异。结果发现，引入负利率后，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利率下调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会显著推升新兴经济体的股票价格，造成新兴经济体货币相较于正利率环境下更大幅度的升值，同时还会导致新兴经济体长短期利差的收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欧洲央行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的分化可能是导致负利率环境下欧元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负利率时代下的跨境金融风险防范提供了有益启示。
立足空间效应视角考察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对于推动旅游业节能减排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探究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2004—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小幅上升，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有所下降，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增长态势明显，且均存在区域差异。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呈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分布以“L-L”集聚类型为主，“H-H”型省份的空间集聚特征逐渐强化。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直接效应分别表现为负向抑制和正向促进，但其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充分释放还有赖于旅游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承载着我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东方独特的审美价值，是全面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探析传统村落文化的生成与变迁过程，需将之置于文化空间生产过程中加以理解。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主要由四类空间构成：一是日常生活文化空间，二是艺术创造文化空间，三是记忆经验文化空间，四是信仰价值文化空间。文化空间的生产维度包括3个方面：文化空间的实践维度，文化空间的表征维度，表征的文化空间维度，三维一体，共同实践着文化空间生产。以武陵山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二官寨为例，可深入探讨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中的场景表达，从而认识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生产与价值生成的过程。
目前中国农业生产中化学投入品使用缺乏统一监管与有效约束，带来生态恶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新世纪初欧盟则通过实施交叉遵守机制有效化解了生产与生态之间矛盾。阐释交叉遵守政策内容与管理机制，剖析其对社会福利和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中欧政策环境比较分析提出对我国的启示。结果表明：条件性补贴和生态性导向是交叉遵守主要特征，其内容包括SMR和GAEC两部分，前者旨在维护公共卫生环境、食品安全与动物福利，后者主要针对农地土壤保护和水资源管理；该机制缓解了欧盟资源环境压力，减轻了市场和贸易扭曲；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农户交叉遵守意愿相对更高，但在绿色生产转型中可能存在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路径依赖；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优质优价市场信息机制是农业绿色转型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条件。
考察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城市规模分布的扁平化，但对全国以及对中西部地区则没有影响。采用多个替代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以及工具变量回归，均得到相对稳健的结果。研究结果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城镇化能否突破“胡焕庸线”?这一问题引发学术争论，观点不一，且尚未得到实证检验。城镇化能否促进“胡焕庸线”两侧区域协调发展是问题的本质。以2005—2021年“胡焕庸线”两种划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城镇化稳健地推动人均GDP增长及“胡焕庸线”北部片区的较高增长，实现“胡焕庸线”两侧区域的人均GDP收敛，促进两侧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计量结果显示，城镇化提高了人均GDP收敛速度的5.04%～47.33%,占人均GDP总收敛速度的44.32%～67.09%,城镇化对人均GDP增长的边际贡献在0.0278至1.2911之间。这意味着，我国要有力推进“三纵两横”的城镇化空间布局，尤其要加快推进“胡焕庸线”北部片区的城镇化，将更有效地促进“胡焕庸线”北部片区发展；还要增强财政收入、万人发明专利数和万人教师数，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采取切实可行措施，鼓励人口向“胡焕庸线”北部片区城市集聚转移。
新兴技术具有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特征，创新主体通过主动或被动的方式交换各种资源，推动了技术间的跨界融合和企业间的跨界合作。构建新兴技术跨界融合的多层网络分析模型，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对新兴技术跨界融合机理进行跨层次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多样性与邻近性对企业跨界合作具有阻碍作用，技术异质性促进企业跨界合作；关系强度与关系广度对技术跨界融合具有促进作用，关系依赖性限制网络内部技术与外部技术的跨界融合。
从数字平台治理的可访问性设计视角，开发并测试数字平台利基创造力理论模型，解释利基创造力的前因和结果。前因变量为平台开放和平台激励，结果变量为平台绩效。同时，对国内252个交易型数字平台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仅平台开放和平台激励对利基创造力存在积极影响，利基创造力对平台绩效也具有积极影响。
为了促进高质量发展，针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治理机制正经历着从环境规制的约束性治理向市场导向的激励性治理拓展。应用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两类治理机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长期均衡作用和短期波动作用，其中长期均衡作用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短期波动作用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市场导向激励机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积极作用，并且市场导向激励强度越大，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越弱。
随着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更趋复杂和不确定，科技发展和科技促进发展的重大决策同样更加复杂和不确定，这对科技重大咨询项目的组织与综合集成提出了更高要求。智库设立重大咨询项目，旨在综合集成多学科、多领域、多主体的专家智慧，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前瞻性、切实管用的意见和建议。梳理重大咨询项目组织与综合集成方法研究进展，基于智库双螺旋法，探讨其在科技重大咨询项目组织与综合集成上的适用性、步骤及标准，以确保不同类型重大咨询项目的“使命定位”与“组织模式”和“集成方式”相匹配，更好服务科学决策。
基于2011—2018年中国216个城市的研究数据，分别采用动态面板空间、动态面板门槛等计量方法，系统考察土地资源错配、产业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1)本地和邻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均直接加剧了本地雾霾污染；(2)本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而间接加剧了本地雾霾污染，但是邻地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通过作用产业结构间接渠道对本地雾霾污染的影响却不明显；(3)地方政府的土地资源错配行为对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通过时段差异的比较发现，由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推进，土地资源配置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显著降低。
基于全球产业网络节点间的关联关系测度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水平，并基于复杂网络法构建量化指标识别“双循环”格局演进过程中面临高风险的产业。研究发现：(1)“外循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以“内循环为主”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国的共同特征并有强化趋势；(2)产业外循环水平相对指数较高的中国产业与“亟待攻克核心技术”领域高度重合，这些产业面临较高的“卡脖子”风险；(3)“产业节点差异性”指数显示，中国资源类产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海外关联产业的集中度比较高，这些产业亟待打造“替代来源产业备份系统”;(4)“产业边”中间中心度显示，在由中间品流动所形成的全球产业网络体系中，有超过1/3的中国制造业所在“产业路径”中的关键环节“自主可靠性”亟待提升。基于以上发现，提出政策建议：加快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的能力与质量，通过区域内城市优势互补、规模互借、产业共生和创新协同打造安全可靠的区域产业链体系，以及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开辟更多元化的市场。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研究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作用和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均发挥积极作用；政治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发挥了调节效应，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越强。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民幸福感提供了新思路。
采用2008—2020年中国省级政府面板数据，在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提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提升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等机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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